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国古代德治思想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丰富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我国古代德治思想，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是一个丰富而完整的理论体系，现择其要者概述于下。
一、任人唯贤的思想
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最为重要的方面是注重治国者的素质，治国者的素质成为善政德治的关键环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这个关键环节可以概括为贤者治国。所谓贤者，司马光讲，“德行高人谓之贤”(《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朱熹讲，“贤，有德者”(《论语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注重君、臣的自身修养，提倡为君者要有君道，为臣者要有臣道，其中心内容是讲贤者治国，任贤选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孔子指出，作为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举贤才”(《论语·子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作为君主，修身至关重要，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孔子主张任用贤才，认为任用正直的人，民众才能信服，反之，任用不贤者，则民不服。孔子的任贤思想得到后世历代思想家们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辅世长民莫如德”，“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作为君主，要自身正、行仁义，这样才能四海归顺，天下太平。孟子继承了孔子“举贤才”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尊贤使能的思想，主张任用官吏要尊崇贤者，使用能者，让他们在位在职。
汉代贾谊提出了“君明、吏贤、民治”的思想，他说：“故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故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吏也选之，然后国兴也。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矣。”(《新书·大政下》)贾谊主张，作为君主要做到“明”，指君主要按“仁、义、礼、信、公、法”行事，才能慎于政事，选吏要任贤，吏以爱民为忠，这样，君明、吏贤，才能治民。他认为这是德治的关键。
朱熹也强调贤者治国是关键，他说，天下事有大根本，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八)“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论语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贤者，有德者，使之在位，则是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孟子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朱熹主张君主修身正心，认为这是最根本的大事，并主张举用贤才，任用有德有能者，这样，更加有利于治国安邦。
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古代社会的思想家们大都提倡加强君臣自身修养，倡导任贤选能，并把圣君贤臣看成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今天来看，我国古代推崇贤人治国，有其历史局限性，其最终目的是为维护古代君主的统治地位服务的，而其所谓贤者，也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而取舍的。尽管这样，贤者治国的优秀传统还是应该肯定和借鉴的，任人唯贤在新时代应有其全新的含义，应该按照新时代的用人标准选拔人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中国古代贤者治国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大精华，应该为我们所继承和发扬。
二、以民为本的思想
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治国应以民为本，德治的核心就是理顺民心，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内容丰富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指围绕以民为本所构建起来的思想体系，其中心内容是国以民为本，君以安民为务，治国应以爱民、重民、宽民、足民、富民为基本方略。
以民为本思想源于商周之际，《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西周政治家周公鉴于商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保民”的思想，他说，“用康保民”，“治民袛惧，不敢荒宁”，“怀保小民”。(《尚书·无逸》)从这些历史资料来看，在商周之际，已经出现以民为本思想的萌芽，进入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动荡，统治者认识到，依靠神的力量已经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民众的力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孔子也有民本思想，《论语》记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以富民、爱民、宽民为重，把民众摆在重要地位，统治者要认真严肃地对待政事，取信于民，仁爱百姓，孔子的这种思想得到后世思想家的阐发。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民、社稷、君三者的关系，民最为重要，没有民心的安定，就没有社稷的稳固，也就没有君主的权位，所以，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暴君失天下在于失民，失民在于失民心。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的关键在于争得民心，得民心就能得到天下，民心向背关系到社稷安危存亡。
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在历史事实面前看到人民的力量，他从君、国、民三者关系出发阐述了君依靠国、国依靠民的道理，认为对民剥削过重，就像割肉充腹一样，富了君主而国家灭亡，治国必须以民为本。
在中国古代社会讲德治，主要是处理好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古代社会的治国就是君主通过臣来实施对民的治理，指的就是君、臣对民的态度，民为国之根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古代统治者权力地位的稳固与否。可见，中国古代社会所讲的以民为本，与今天新时代的以人民为中心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古代讲民本，主要是指理顺民心，维护君主统治地位，今天讲的以人民为中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以民为本思想蕴含着优秀的德治传统，可以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所继承和弘扬。
三、见利思义的思想
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有一个坚实的伦理基石，那就是义利统一观。在中国古代，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有的思想家主张重义轻利，以义为先，以义导利;有的思想家主张义利双行，基本思想倾向是义利统一。义利之辨源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人们普遍探讨的问题，在后来一直成为历代思想家关注的问题。
孔子较早论及义利关系问题，他讲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孔子重视民的衣食等物质利益，但他认为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一味地追求利，把重义或重利作为区别君子、小人的分野。他主张见利思义，以义的原则来取利，反对“不义而富且贵”。孔子的义利观主张见利而不忘义，先义后利，反对一味地追求利而不顾义。
孟子讲道：“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告子下》)“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孟子主张先义后利，把义放在首位，在生之利与死之义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应该舍生取义，把死之义看得比生之利更为重要，在义利关系上，主张先义后利，义以导利，义重于利。
朱熹指出：“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在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七)“窃闻之古贤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五)朱熹的义利观主张先行仁义，不急于追求功利。
我国古代的义利之辨都是与治国相联系的，其基本思想倾向是义利统一。我国古代思想家大多都承认人的欲望、物质利益的合理地位，同时主张应以道义引导民众的利欲之心。义利统一作为确立道义与利益关系的原则，引导人们在物质利益面前，以道义为重，使治国有一个可以遵循的伦理准则。抓住了这个问题，也就抓住了治国的根本问题。
我国古代所倡导的道义，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民族大义、国家大义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但其中蕴含着可以创造性转化的优秀思想基因。中华文化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义以为质”，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四、以和为贵的思想
我国古代德治思想以和谐作为其理想追求，强调以和为贵。具体而言，就是把追求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天人和谐作为治理至境。德治追求和谐，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三大和谐”的重要体现。
人际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述为：“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国传统文化讲修身，主张人通过修身，实现理想的人格和完美的精神境界，在实现人自身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实现了人际和谐，就可以超越人际关系中狭隘的利益交换关系和急功近利倾向，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处在和谐有序的关系之中。
群体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述为：“同群”(《论语·微子》)，“人能群”(《荀子·王制》)，“群居合一”(《荀子·荣辱》)。中国传统文化主张通过德治实现群体和谐，群体和谐的含义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指国家、社会对民负责，以民为本，把爱民、重民、富民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另一方面是指人生活在群体中，要树立群体意识，人对群体应有责任感、义务观念和奉献精神。
天人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述为：“以和天人”(《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婓松之注引《献帝传》)，“统和天人”(柳宗元：《为王京兆皇帝即位礼毕贺表》)。中国传统文化讲平天下，主张通过平天下实现天人和谐，天人和谐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人源于自然，人的理想目标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道源于天道，天人和谐必须以人类自身和谐为基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高尚的道德理想追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我国古代讲“和谐”是从古代社会的天下大一统观念出发的，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和谐是有所不同的，这是其历史局限性之所在。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讲和谐须充分体现时代特点、时代要求，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古代德治思想所包含的宝贵精神财富与守旧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鲜明对照，必须进行辩证分析，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优秀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研究我国古代德治思想，就是要弘扬我国优良德治传统，为当前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借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前进。
(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